澎湃新闻记者 张成杰

赵羲乘雪鹰601执行任务

“说实话，我今年回来的时候感觉恍如隔世，像是从外太空穿越过来的，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街上很多店铺都还没有开门，我们11月份出发时候还是非常热闹繁华的。”

结束了158天的南极考察任务后，赵羲回到熟悉的国内，虽然在南极也时刻关注着疫情的情况，自己也做了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感觉不太适应。

当看到来接她回武汉的同事们，赵羲的心又暖了起来。她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看到他们我非常开心，很想念，我们忍不住想要互相拥抱，然后也聊了很多，同事们约我回去讲讲南极故事，感觉回归真实的人类社会真好，这段时间大家也都很需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赵羲，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队员。今年初，受国际疫情形势影响，她和队友们回国时间被推迟2个多月，原定的转机澳洲也更改为海上“绕路”回家。3月11日，他们接连乘坐两艘雪龙号，在海上漂泊42天后终于回国，这段坎坷的归国之路被网友们直呼“硬核”。

面对关注，赵羲直言，“我只是一个第一次到南极的新兵，恰好回国遇到了疫情，幸运的被国家全力保障接回家。其实南极科考非常辛苦，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毕生都在致力于南极科考研究。希望通过我，可以让大家对南极科考感兴趣，更多的去关注全球变暖、环保、人与自然等科学领域。如果我真的能起到桥梁作用，那所有的一切都值了。”

出生起就结下 “南极缘”

1984年，我国首支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于当年11月20日从上海出发。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和其他科考队员们穿越南北半球，航程二万六千多海里，最终登陆南极洲南部的乔治岛，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

巧的是，1984年也是赵羲出生的年份。

而此后，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臣曾受邀前往赵羲所在的中学湖北龙泉中学做南极科考分享。“鄂教授激情洋溢的演讲深深的打动了我，我高考填报学校和志愿都深受这次分享的影响，报考了武汉大学。”赵羲说。

大学后，赵羲与南极就彻底结下了不解之缘，梦想的种子也在优秀前辈的指引下逐渐发芽。

本科时，赵羲跟随旁小平教授（现任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参与制作我国第一幅南极全图大挂图。

2005年，武汉大学科考队员张胜凯第一个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我国也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当年科考队员们凯旋，大四的赵羲作为学生代表在武汉火车站送花欢迎。

硕士期间，师从旁小平教授的赵羲，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了第一本南北极地图的制作。

在这之后，赵羲的学业和工作也都一直围绕南极测绘方面，但真正去南极，去年还是第一次。

“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

从老前辈鄂栋臣教授算起，武汉大学师生已经连续36年参与我国历次南极科考任务。赵羲所在的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有20多名老师，他们全部都有极地科考经验。

“我们有老师最多甚至去过十几次，和他们比起来我就是一只小菜鸟，最早时候科考环境条件都很恶劣，做饭取水都要自己解决，但现在改善了很多，我们有厨师照料生活，有庞大的车队，还有固定翼飞机，通讯情况也比当年强多了。”赵羲坦言。

赵羲介绍，她平时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冰雪环境遥感、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这次科考中，承担的主要是固定翼飞机队的航空调查任务，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面负责数据分析。

“我们每次出行都是三个人以上，大家手里背着很沉的设备，在南极行走本来就很困难，所以很短的距离也要走很久，像同行的同济大学老师，他的无人机每次都要备着二三十块电池，非常考验体力。”

现在回忆起来，赵羲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固定翼飞机队执行的15架次科研飞行观测中，上机执行的那一次任务。

雪鹰601是科研飞行平台，机舱主要搭载不同类型的航空观测设备，舱内没有加压装置，舱内和舱外的温度、气压几乎相同，舱内噪音也非常大，和乘坐民航客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除了两名机组人员，赵羲和另外两名科研人员要负责机上航空观测设备的开启、调试、状态检查和数据下载，飞行期间每半小时就要检查一遍所有设备的运转情况，异常忙碌。

因为无法上厕所，队员们飞行7个小时期间都不能进食，下了飞机后再补充能量。

这次执飞也是海拔最高的一次，“因为云层太厚，有气流，而且飞机外面的天线出现结冰现象，需要爬升。飞机迅速从海拔3000米提升到5200多米”。而此时的赵羲出现了高原反应，“说实话，有那么一点害怕。科研飞行的主控李航博士，他在报话机里笑着说，‘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让气氛缓和了不少。”

第36次南极科考固定翼飞机队合影

难忘的极地记忆

神秘莫测的南极，是无数人心驰神往的圣地。几乎每一个到过南极的人，都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南极大陆的心情。

极地的绝美寂静感令第一次到南极的赵羲震撼不已，“坐在冰山上，看着眼前的冰川、海湾，周边寂静到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你感觉大自然太神奇了，人类是多么渺小，心灵会被净化，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在极地，见到最多的就是“极地明星”企鹅。

“企鹅不怎么怕人，只要保持安全距离就很好，它们可是我们科考队员的心头好，实在太可爱了。”赵羲介绍，刚到站的时候，看到企鹅大家都特别新奇，吃饭时候只要企鹅来了，都会拿相机去拍。而且企鹅看着腿短，但在冰上滑行时候速度非常快。

在南极，虽然景色壮美，但却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作高危又高难，每次出行都要几个人结伴而行，大家笑称“过命之交”，非常团结。

工作之余，大家也会和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们进行交流，像中山站邻近的俄罗斯进步站，两边长期互动，交流频繁，“吃完晚饭，我们经常就去俄罗斯进步站晃一晃。”中山站有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会邀请俄罗斯人过来一起打排球、打台球等。

每天饭后遛弯也成为队员们的常态，赵羲也被冠上“遛弯队队长”的称号，“可能我比较积极吧，每天饭后都要出去转转，看看风景，拍拍照，希望用眼睛记住这里。”

赵羲在雪龙号上遇到大风雪

大家都很照顾来自“武汉”的我

与往年相比，第36次南极科考队在南极度过了一个更为特殊的除夕。

国内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队员们也从新闻和家人口中看到相关消息，特殊情况下，科考队特别开放卫星电话，让队员们每天都能与家人保持联系。

“虽然身在南极，但是我们和家人联系频率很高，看着他们都健健康康，就会很放心，也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

1月24日，大年初一，赵羲和队友们亲手写下了很多平安福，“祝福武汉”、“中国平安”等等。

队员们在中山站里过春节写福字

当晚，她在朋友圈记录到，“过年了！从南极净土回望武汉，相隔天涯，却与你们同在。就算我捂的再严，站的再远，朋友你们一眼就能认出是我，因为不管在哪里，我的‘神’没变。从前天武汉甚至湖北自保（我不喜欢用封城二字）开始，看到朋友们很多害怕，无助，也看到很多感动，乐观。就像照片里的我，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我们，不管在开放的武汉，还是暂时自保的武汉，我们都可以过出自己本来的样子。只有内心的安宁，才能链接天地间的祥和，我们可以拥抱的还有自己。等着我回来。”

赵羲坦言，写这段话是希望能给远方的大家传递力量，在南极，自己常被温暖的力量打动，这次科考，算上赵羲，队里共有两位武汉籍队员。

“虽然我们平时不会外露情绪，但大家都会来安慰关心我们，像站长、副领队，经常会给我们鼓励，很温暖。”

“硬核”回家路

疫情期间科考队员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是我国首次以“双龙探极”模式组织实施南极考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中国极地科考功勋“雪龙”号，是我国1993年从乌克兰购置并改造的破冰船，和它结伴奔赴南极的“雪龙2”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它是全球第一艘船艏、船艉双向破冰的科考船，能以2-3节的航速在冰厚1.5米+雪厚0.2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转动。“雪龙2”号破冰能力、抗阵风能力、甲板设备抗低温性能均大幅加强，可以把原来仅限夏季的考察延展至春季和秋季。

“我是坐飞机到的南极，本来也要坐飞机回国，却没想到能有幸乘坐两艘雪龙号回国，真是太幸运了。”赵羲说。

赵羲所在的固定翼飞机队原计划2月10日乘飞机飞澳大利亚凯西站，再转机回国。但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决定所有队员乘坐我国自己的科考船回国，不停靠任何国家。

胆大又好奇的赵羲对于回程充满期待，她坦言，“上船前不知道自己晕不晕船，但却盼望着能遇见真正的西风带，即使真的体验到晕的想跳海，也比风平浪静没有经历的遗憾好。”

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西风带，常年处于强劲西风的控制下，洋面风浪大，行船危险系数高，也因此得名“咆哮西风带”，基本上经历过的人都会说“晃得起不来床”。

“现在船上的预报都非常精准，所以我们在航行中就会避开一些大的气旋，找一些好的天气窗口来穿过，往年最大的西风带有10米，但今年我们最高也就5米多。”赵羲笑着回忆，“全程我的状态都还好，最难受的一天也只是有点恶心，一日三餐还是吃一点，尽量让胃保持无压力的状态。”

乘坐雪龙号航行了17天，又被安排乘坐雪龙2号25天，在海上漂泊42天后，赵羲和队友们于4月22日抵达上海。入境前，大家都进行了14天的体温监测，抵达上海后，又接受了核酸检测。4月24日，从上海出发，驱车10小时后，她终于回到了家乡武汉。

“说实话，这次回来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就觉得要珍惜当下，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