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员工逃离深圳后，深圳决心“居者有其屋”！

　　GameLook 报道/一边是高居不下的房价，一边是对安家落户的强烈欲望，住房需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为尖锐的供需矛盾。

　　40 年前数万一套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开启了“GDP 模式”的中国住房模式带来了过高的房价和人均住房面积不足等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问题逐渐变成一种极端，市场的天平几乎完全偏向于供给侧，让持有者和房地产商有恃无恐，购房刚需一族则日渐焦虑。

　　高攀不起的房价影响着中国各行各业的生态，其中当然也包括与游戏密切相关的科技、互联网行业。两个多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腾讯员工逃离深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7 月 3 日，一位名为“何求知”的博主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再见，深圳》的文章。在这篇阅读量超 300 万的文章中，作者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和阐述了自己为何在深圳工作 5 年，并在已结婚、生子后，最终却要选择逃离深圳、选择成都。

　　这其中涉及的因素颇为复杂，但问题的核心依旧是高房价，而由此引申出的对生活方式、孩子教育、人生规划等对生活方方面面的思考，让许多人意识到，买房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满足单一的居住需求，而是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

　　安居而乐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一条重要的人生哲学，数千年来一直如此，但对于北上广深大城市的“夹心层”来说，无法安居的不安感，让逃离成为了他们最终的选择。与之伴随的企业，也因高昂的房价选择了外迁，一幕幕诡异版的“空城计”正在现实中上演。

　　为了挽回这些正在流失的宝贵资源，深圳首先展开了“拯救”行动。

　　深圳地产大变革：8 年 110 万套公共住房，覆盖 60% 市民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探索者，担负着为中国房地产探索新出路的重要使命，因此其在房地产上的探索改革也备受关注。

　　8 月 28 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在深圳房地产盛典暨行业综合评价发布会(下称“发布会”)上表示，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深圳将会学习新加坡，目标是要让 60% 的市民以购买或租赁的形式住在政府提供的住房里。

　　2019 年深圳公布《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

　　这是深圳对自己在 2019 年所作承诺的一次郑重回应，也是继“7.15 政策”之后采取的又一项重大住房调整政策。

　　为此，深圳市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建房行动，包括商品房和公共住房两部分。其中，公共租赁住房部分将会以每年 10 万套的速度，预计建造 110 万公共租赁住房，通过五年甚至八年的补短板，力争使得住房供需矛盾得到较好地缓解，以此稳定房地产市场，让市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过去，中国的住房制度主要参考香港模式，靠卖地来取得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独享了土地一级开发的增值收益，开发商高价拿地，高价抛出。另外，由于深圳长期遵循“重工商轻住宅”的土地供应逻辑，导致居住用地常年低于实际需求，更多的土地被用于建造写字楼，而非住宅。

　　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本旨在为在深企业服务的政策，其结果却事与愿违。

　　根据深圳市住建局今年 4 月发布的《住房发展 2020 年度实施计划》，深圳居住用地占全市总建设用地的 22.6%，低于国家相关标准中 25%～40% 的下限，更是远远比不上超过 50% 的东京、首尔等国际知名城市。

　　作为高房价的根源——住宅土地的不足，给房地产行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带来的后果也很明显，地皮逐渐变得珍贵，“地王”也频频出现，房价如同火箭般飞升。但这并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反而因高涨的房价挤压了大量人才生存的空间，进而导致企业不得不外逃，深圳写字楼空置率稳居全国第一。

　　这其中自然有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住宅土地的不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深圳开始加大住宅用地比例和房屋供应途径。对此，张学凡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深圳在用地供应上会做一些调整，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从“十四五”开始提高到 25%，甚至在“十四五”的前两三年提高到 30%。此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十四五”期间人均住房面积从 27.8 平方米提高到 30 平方米。

　　这让 GameLook 想起了香港在 2000 年初曾推出的“八万五建房计划”，但由于香港有房一族的抗议而让计划最终夭折，香港房价从此失控。

　　深圳显然不能重走香港的老路，如果此次住房保障体系改革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深圳将会解开困扰自己多年的房地产桎梏，让房价（或者说住房）与行业和解。毫无疑问，这将会是深圳在住房领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方面取得的重大示范性成就。

　　让深圳“掉转车头”的新加坡模式究竟是什么？

　　过去的 40 年，中国房地产从香港身上学到了许多的技巧，土地 70 年产权、公摊面积、预售制、土地财政。这些技巧被全盘吸收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与房地产捆绑得越紧。

　　如今的中国市场早已不是当年仅靠房地产撑起半边天的单极市场，而是在科技创新、互联网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多元市场，依旧让房地产束缚手脚显然会扼杀掉好不容易起来的新兴行业。

　　GameLook 认为，深圳学习“新加坡模式”显然是想降低房地产在城市 GDP 中的比例，以让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回归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毕竟中国房地产在资本的市场里自由冲浪太久，是时候回归到理性管控之中。

　　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房地产在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尽管它的房价仍然是居于全球第三，但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几乎全民完全拥有住房的国家之一，全市 90% 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在 1959 年，当新加坡人从英国人手中获得自治权时，同样正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难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1960 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和他的政府成立了住房发展局（HDB）——这是一个公共住房机构，其使命是为穷人建造出租房。以“中央公积金制度”和“公共住房制度”为核心的“新加坡模式”正式启动。

　　1965 年，HDB 建造了超过 51000 套公寓，通过低价出租的形式安置了 40 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解决了住房短缺的问题。除了出租公寓外，HDB 还在 1964 年开始出售公寓，新加坡人被要求将部分工资存入一个名为“中央公积金”的国家管理计划。

　　起初，该基金只为退休提供资金，在 1968 年，政府允许该基金用于住房支出，以帮助更多的人能购得起房。

　　与许多国家不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不只是为穷人服务，而是面向整个大众。在一定收入上限内的公民可以购买各种类型的财产，从基本的两室公寓到带游泳池和健身房的高档公寓，它们的价格通常比私人市场便宜 20%-30%，但购买者必须先申请并订购公寓，然后等几年才能建成。而且房屋拥有五年的最低占有期，即使过了 5 年占有期，最终房屋的售卖仍要经过新加坡政府的批准才能进行，这一规定也在根本上杜绝了用户“炒房”的行为。

　　如今 HDB 已经规划、设计和建造了 100 多万套公寓，遍布整个城市，居住在公共住房的人口比例从 1960 年的9% 增长到 2016 年的 82%，住房拥有率也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崛起而迅速提高。

　　实际上，“新加坡模式”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早在 2013 年北京推出自住商品房政策中，就存在不少“新加坡模式”的影子。2013 年，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意见》规定，“自住型商品住房”的售价应较周边房价低 30%；另外，购买“自住型商品房”5 年内不得租售，5 年后出售收益的 30% 须上交财政。

　　但过少的供给、高额的申请门槛、庞大的申请人群，以及不得不采取的随机摇号，都让房源分配过程沦为买彩票的游戏，中奖与否全看申请人的运气。

　　“逃离者”会回来么？

　　香港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如同磁场的两级，引导着房地产行业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两者孰优孰劣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走到尽头的香港模式，正逐渐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累赘。

　　深圳发出学习新加坡的信号，意味着一场全国瞩目的大变局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但难点也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