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个带有正面色彩的词汇。但如果过于极端地追求生产力，事情又会演变成什么模样呢？

加弗里从一年级起就是个“工作狂”。每次布置了家庭作业，他放学后都会一头扎进图书馆，完成作业后再回家。

后来，他进入了迪拜的一所精英高中，这更加激发了他想要成功的欲望，就像自己努力工作的父母一样。但驱使他这么做的主要是一种强迫心理，而非出自对学习的热爱。一旦无事可做，他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现年27岁的加弗里表示，“我对自己说，等我取得成功之后，我就不用这么努力工作了，到时我就会开心起来。但我一直没搞清楚‘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生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跑步比赛。”

现年27岁的雷扎·加弗里是一名加密货币专业人士，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并且连周末都要工作。

加弗里如今住在洛杉矶。这位自封的“生产力瘾君子”干着两份工作：他既是一家加密货币公司的区域链主管，又是一家数据代理机构的创始人。

他在“90%的情况下”都需要长时间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半夜，连周末也不例外。有时一连几周，每天都只能睡五个小时。

科学家指出，就像对药物、赌博、暴食或购物上瘾一样，大脑也会对生产力上瘾：“人们也许会渴望从工作中获得的受认可感、或是渴望增长的薪水。但就像所有上瘾症一样，时间一长，人们的欲望会越来越难以满足，最终形成反噬，导致人们感到越来越焦虑、抑郁和恐惧。”

“人们都把这当做一件好事，认为你工作得越多越好。许多人都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危害，直到婚姻破裂、或是精神出现了问题才能醒悟。”

行为成瘾症专家介绍，有些专家将工作成瘾症称作“有好有坏的成瘾症”。“工作狂也许能赚到很多钱，就像对健身上瘾的人往往身材很好一样。但从长期来看，上瘾的负面影响肯定会超过短期内获得的任何好处。”

研究者在挪威开展的研究显示，工作成瘾现象在该国的发生率约为8%。而另一项在匈牙利开展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假如不开展更多研究，就无从得知这个数字是否在不断增加。但8%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了。

假如对工作上瘾的出现率真的是8%，那这个现象相当令人忧虑，就目前来看，工作成瘾的后果往往被归咎于其它原因。假如某人死于心脏骤停，别人并不一定认为这与上瘾有关，而是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

加弗里对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执着，根源在于害怕浪费时间。他会将自己做的每件事分为“有用”和“没用”两类，并尽量不去做后一类。去商店买东西是“有用”的，因为这样才能活下去；而爱好则是件“没用”的事情。

“我有个烦人的习惯，总想把没用的事情转变为有用的事情。”比如说，他喜欢玩电动游戏，于是在2016年创立了一家电竞公司。如今这家公司虽然不再是他的重点，但仍然在运营中。

和所有成瘾症一样，“生产力瘾君子”们总是过度关注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过上了所谓的“无维度生活”。想要满足瘾癖的强迫心理会盖过其它任何可能带来愉悦感的事物，比如和亲朋好友一起消磨时光等等。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欲望会变得极其强烈，没有一种驱动力能与之相比。”

就加弗里的情况来看，他知道与伴侣共度时光对自身的幸福感至关重要，但他依然很难将这视作一件“有用”的事情。

“这听上去可能很冷漠，但在我看来，与伴侣共处和吃饭或锻炼是一样的。哪怕我现在可能不想做这件事，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开心起来。”

这种现象在超级专注于一件事的人群中十分常见。现年24岁的马修·彻奇也是其中之一。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位“正在康复的生产力瘾君子”。他曾经拒绝了进入大学学习法律的机会，转而接受了一家培训公司的高薪工作。

“我当时一周可以工作70小时，订日程的时候要以五分钟为单位。在我谈过的唯一一次长时间恋爱中，我曾经把日程表发给我的伴侣，让她在日程表上跟我约时间。结果那之后不久，我们就分手了。”

神经科学家指出，生产力成瘾症对大脑的影响与对毒品、暴食和购物上瘾是相同的。

在此期间，彻奇还染上了酒瘾。2018年，他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了。在一名治疗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哀悼那些在一路上失去的事物。“我浪费了人生中的六年时光，因为我没有朋友，也没有谈恋爱，还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我对此感到十分羞愧。”

2019年，彻奇创立了一家培训与咨询公司，主题是“要想取得成功，哪些事千万不能做”。他会给客户看自己之前日程表的截图。“把生活分割成一个又一个五分钟，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彻奇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防止自己恢复之前的坏习惯。“我每天只处理三个项目，每天最多只接待三名客户，而且每周只工作三天半。3似乎是我的幸运数字呢。”

他还恳求其他人抓紧清醒过来，认清这些有害工作习惯的真实面目。“我给自己的工作设定了许多规则，防止自己走回从前的老路。我可不想等到自己70岁时，再体会一次自己年轻时感受过的那种虚度光阴的感觉。”

作家和生产力专家西里尔·伯皮恩多年来在许多中大型公司的客户身上都观察到了极端追求生产力的现象。

“我的大多数客户都身居高位、事业非常成功。但他们常常会用‘不可持续’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工作风格，需要别人帮助他们回到正轨。”

伯皮恩会通过改变团队和个人的工作习惯来提升他们的工作表现，确保他们在工作上花费的精力与公司的整体策略相一致，而不是为了工作而主动创造额外的工作。

“他们的桌面总是超级整洁，笔可能会按颜色归类。他们无法忍受信箱里有未读邮件。但他们缺乏全局观念，而且分不清‘有效率’和‘有效果’之间的区别。”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小世界，如果别人请他们做点别的事，他们压根不会感兴趣。这类人的确有全局意识，但这幅‘全局’完全以自己为中心。”

24岁的马修·彻奇称自己是一名“正在康复的生产力瘾君子”。在治疗师的帮助下，他已经将每周工作70小时转换成了更健康、更可控的生活方式。

“他们会觉得：‘我回复的邮件越多，参加的会议越多，完成的任务越多，我的工作表现就越好。’这类人存在过劳死的风险。”

从伯皮恩的经验来看，这种类型是最常见的，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工作中做得“越多”就意味着“越好”。他表示，如果人们没有真心信服，别人是无法帮助他们做出改变的。因此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将团队活动定为自愿参加的形式。

伯皮恩会根据每名员工或每个团队面临的挑战制定专门的培训方案。但一般来说，他会采用“三步走”策略。

首先，客户需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工位、邮箱和文件分类系统；然后是重新设定优先事项和工作计划；

最后，伯皮恩还会帮助他们决定如何带领团队内部的工作、以及如何更好地管理时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责任压弯了腰。

在此过程中，伯皮恩还会解决各种心态问题，比如教客户意识到，提高生产力意味着多动脑、而不是多动手。

无论一名“生产力瘾君子”认为自己的生产力有多高，他们都迟早会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痛苦，而这种现象很可能对生命造成威胁。

刚开始，工作狂的生产力可能的确会比别人高。但他们的生产力总有一天会减退，健康和人际关系也迟早会受影响。这个过程可能会花上一年，也可能是五年。但如果你不改变这种做法，最后很可能落得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下场。

学会识别警告信号（比如在家庭聚餐时匆匆吃完、赶回去处理工作）、并逐步改正强迫性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专家建议，将处理单项工作任务的时间限制在45分钟以内，并且中途不得中断，为自己创造出深度思考的机会。

“这样对时间的利用效率更高，工作产出的质量也更好。‘生产力瘾君子’们常常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结果‘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研究人员还建议人们列一张“勿做清单”，以防把计划排得过细过满。这样还能给大脑留出“重启”的机会，从而改善大脑表现。2019年一项针对作家和物理学家开展的研究发现，在他们最重要、最具创造力的灵感中，有五分之一都是在“摸鱼”时形成的（即开展工作以外的活动）。与工作时想出的灵感相比，这些在休息时获得的灵感也更有可能帮助他们攻破瓶颈。

“每天至少五次、每次至少五分钟，把手头的事彻底放下。把电子设备统统关掉，去户外走一走。”

。“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没有人希望自己当初能工作得再久一些，而是会后悔自己没能更多地陪伴家人、没能尽情地享受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