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ynn Yang

　　来源：硅发布（ID:guifabucom）

　　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实际上，自 1980 年开始发展，美国的远程办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远程办公国家中，美国可以排名第一，毫无悬念。我举两个例子：

　　Salesforce 要求员工每周四都必须在家办公，以减少没必要的会议；而大名鼎鼎的 WordPress 母公司 Automattic，则没有固定办公室，全员远程办公，甚至连面试新员工，都是远程进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呢？

　　或者说：是什么在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远程办公”进程呢？

　　这是我认为在讨论“远程办公”话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一）

　　先上一组数据。

　　它来自 2019 年 10 月的《区域经济学家》，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查尔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完成：

　　2017 年，美国有 340 万劳动力主要在家办公，占到了美国全职劳动力的3%。

　　这组数据只统计全职员工，不涉及兼职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自雇人员。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环境”（如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完成工作的全职员工。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但优点是：数据的内涵非常清晰。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呢？

　　根据查尔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国远程办公的增长情况，其实不是线性发展的。

　　在 2005 年前，美国在家办公的全职员工比例增长缓慢；然后，在 2005 年左右，增长突然加速了。

　　报告的下方，还有这么一条注释。

　　它说：

　　“2005 年开始，我们的抽样频率从每十年更改为每一年。因此，增长率可能在 2005 年前就已经开始加速，但它一定是在 2000 年后开始加速的。”

　　这条注释，让我浮想联翩。

　　因为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赶上猪流感疫情（H1N1 流感）大爆发。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的 8 月，才结束。

　　而 2010 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名为《远程办公增强法》。

　　目的之一是：要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够维持基本职能。

2009 年猪流感 H1N1 病毒

　　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猪流感在美国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

　　

　　基于此，美国远程办公增长加速的时间点，似乎也可以向 2000 年前移。

　　因为从与“通勤”有关的大规模外力事件看：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崩盘”，硅谷人才大规模离开；

　　2001 年，纽约发生“9-11 恐怖袭击”；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塌，美国金融危机开启；

　　2009 年 4 月，猪流感袭击美国。

　　但这些外力事件，真的对“远程办公”产生了影响吗？

　　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它们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

　　（三）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是否会推动这个国家的远程办公增长呢？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美国 2019 年第三季度，按行业种类，进行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图。

　　可以看到：

　　“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橙色），是美国去年 Q2 与 Q3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而“信息行业”（橘红色），分别是美国去年 Q2 和 Q3 经济增长的第二和第三大驱动力。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上述两个行业，刚好是远程办公比例很高的行业。

　　而这张图，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

　　（与之相比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从企业注册数量上看，主流还是大量销售型、制造型和生产型公司）

　　但是，行业分类真的会大幅影响远程办公的增长吗？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实际上，根据查尔斯的研究：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经济就业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从制造业岗位和生产岗位，向服务业岗位转变。”

　　“在一个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任何新技术的发生，那么工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远程办公。换句话说，职业转变的确会提高远程办公的比例。”

　　“但是我们发现：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 2% 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

　　换句话说，由“行业转变”带来的远程办公增量，实际上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四）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发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据查尔斯的研究，实际上美国远程办公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只有一个。

　　那就是：技术的发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2% 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而“技术的发展”，解释了其余的一切。

　　（五）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 2005 年，美国的科技界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克.贝尼奥夫，是在 1999 年的时候成立了 Salesforce。然后，这家公司在 2004 年的 6 月，登陆了纽交所。

Salesforce 的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

　　其它如微软、IBM、甲骨文、思科、西门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 2005 年前后，为美国企业级技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根据 KPCB 的合伙人 Eric Feng 制作的一张图：

　　正是在 2005 年左右，美国“企业级”创业公司（红线部分）获得的风险资金数量，开始腾飞。

　　自那以后，“企业级投资”一直是美国风投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些投资，源源不断地孕育了美国企业级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 等等。

　　而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在 2018 年的前 11 个月里，美国 SaaS 类创业公司，获得风投总融资额的数量，占到了美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70. 1%。

　　如此之高。

　　（六）

　　与之相比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没有企业级市场。

　　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2018 年前 11 个月，中国创业公司在全球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额中，独领风骚。但在 SaaS 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11. 7%。

　　与美国的 70.1% 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实际上，中国创投圈对企业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前两天，我打电话给谷歌云战略的业务发展总监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腾讯企业 QQ 和营销 QQ 的创始人。

　　他和我说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他说：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基础设施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在谷歌，大家的习惯一定是全视频，因为如果只是音频，远程协同能力一定会受影响。但目前，我们（指国内）是不可能做到常态下支持全视频的，只要一上 13 个人，就不可能实现，目前国内一些公司因为疫情启动紧急远程办公，都是启用了特殊的服务器数量。

　　而且到现在为止，不论是从产品功能的广度还是颗粒度，特别是企业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微软处在同一级别的产品。”

　　（五）

　　但是，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呢？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

　　他指出：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权力对比”。

　　换句话说：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质上其实是：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造成远程办公的根本原因，背后其实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这导致雇主必须去适应劳动力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们来看一些特殊行业，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行业，全球性都供给不足。在这些行业，劳动力事实上是一定会希望更分散的。因为就好比，你家乡在北京，你不愿到上海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很强，一定是你的雇主来迁就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国，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远程办公增强法》，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那就是：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比如，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从而帮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不是。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明显，雇主的权力更大，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

　　（六）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离的经济账》。

　　结果，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

　　其实我这里说的“美式”，是指：数据至上。

　　2007 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后的 2013 年，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

　　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创新”。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请大家注意看：

　　“说中国缺乏创新，这纯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从数据上，显示正好相反。我指的是一些综合创新指标。

　　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档次人均收入的国家中，创新力最强。这个事情一定和人均 GDP 有关，当这个数值很低时，你创造一个 iPhone，也没有人买。”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太低，那么，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 iPhone，这个国家的市场，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背后与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有关。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恐怕也一样。

　　经济水平不提高，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其它的诸如：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

　　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