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微胖

　　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正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线上一群特别的「逆行者」。

　　无论是加速前期的疫情科研攻关，还是协助一线的疫情诊疗和现场防控，以及后端的信息化平台搭建，都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的身影，并且取得了实际效果。

　　机器之心特设「AI 战疫专题报道」，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抗疫现场的最新进展及效果，聚焦人工智能工作者英勇抗疫故事。

　　今天是该系列的第三篇之《大疆「空军」逆行战疫：消杀 6 亿平方米，服务千座村落》。

　　武汉拉响疫情警报之后，一支特殊的抗疫「空军」部队悄然成形，并快速燃起燎原之势。他们手持摇杆精准摆动，指挥着无人机放哨、喊话、测温、消杀，成为上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他们被称为「飞手」，也是热血的「逆行者」。截至目前，仅大疆农业服务平台上的「飞手」，就已经在全国执行超过 6 亿平方米（约 600 平方千米）的防疫消杀任务，服务超过千座村落。

　　在一场场空中消杀的战疫中，正面战场更多集中在了村镇地区。没有高楼耸立的限制，在缺少医疗资源的田间山道，他们战斗在河南宝丰、四川崇州、山东莘县、山东曲阜，战斗在湖北石首、恩施、河北武邑、湖南常德等地，筑起一道道防线。

　　清晨五点半，大疆防疫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轩在微信群中发出 2 月 8 日的防疫安排，二十名队员陆续回复。晨雾弥漫时分，一天的消杀工作逐渐拉开序幕。

　　下午两点，深圳龙岗宝龙工业区几乎空无一人。球场边，几位身着雨衣、带着口罩和护目镜的队员正在为即将展开的消杀工作做着准备。

　　两台大疆测绘无人机 P4R 盘旋在园区上空，多角度实时测绘现场环境，生成园区高清地图，并将规划好的作业航线发送到飞手的遥控器中。

飞手们将测绘无人机规划好的作业行业发送到 T20 的遥控器中。

　　随后，五台身负 15 升消毒液的植保无人机（以下简称「植保机」）徐徐升至 5 米空中，以每秒 3 米的速度开始喷洒作业，全程自主飞行。

　　完成大约 5 亩（约 667 平米）的消杀面积后，植保机回到起点更换电池与消毒液。再次起飞后，聪明的植保机会在上次消杀结束的地方，继续作业。　　

T20 专用植保无人机作业起飞。

　　工业园区需要消杀的公共区域大约 66 万平米，和通常农业作业面积 40 到 60 万平米相比，这个并不算大。1 个半小时后，五台无人机已经完成一半以上的消杀面积。下午五点左右，消杀工作落下帷幕。

　　自从 2 月 6 日成立后，王轩和团队的「订单」就没断过。从厨余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畜禽防疫处理厂到隔离点、学校等，累计作业面积已达百万平方米。

　　1. 遥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不止是深圳，有时，在看起来距离新科技最遥远的地方，新科技的应用场景反而更多。在武汉拉响疫情警报之后，全国飞手们的无人机消杀行动已经燃起燎原之势。

　　2 月 3 日，大疆农业的员工给农服平台上报了一个数据，当时全国提交的「防疫消杀任务」已经累计 2.1 亿。「拉响警报以来，各地各级政府、业主都有这种公共区域消杀的需求，也部署了一些任务。」大疆公关总监谢阗地告诉机器之心。事实上，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所在辖区社区、隔离点、集贸市场、单位等，都有政策鼓励他们购买第三方服务。需求与部署要求的背后，也与这几年植保机市场教育分不开。

　　目前，全国范围内大疆植保机的保有量约为 5.5 万台，6 万余飞手，植保机已经成为容易获得的资源。基本上，农业比较重要的县市都有无人机植保队。

　　比如，在适合多种农作物种植的湖北省石首市，「每个乡镇都有 3 到 10 台植保机。」石首市及时雨防植保专业合作社的赵国告诉机器之心。

植保无人机奋战在消杀作业一线。

　　植保无人机资源多集中在村镇地区，而这里的防控工作也恰恰是最为关键和严峻的。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水平有限，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农民防控意识相对较弱，防控手段相对较少，也容易成为疫情防控环节的掣肘。

　　考虑到无人机可自动实现立体喷洒，和单纯的人力消杀相比，无人机作业空间范围不仅更大，效率也明显提高，恰好可有效弥补社区、村庄消毒设备有限、人力短缺等不足。

　　和深圳龙岗区工业园区的案例不同，地方飞手们的装备并不是最新型的 T20 无人机，多为 T16 和 MG-1P 机型，碍于价格因素和团队规模有限，不少植保队没有配备航测无人机。

　　据一线飞手介绍，他们作业通常会带上两台植保机，一台作为备用。一台 T16 一次可以装载 16 升消毒液（MP-1P 只能装载 10 升消毒液），起飞一次可以消杀约 5 亩面积，效果其实和 T20 差不多，飞行时长大约 12 分钟，药物完全喷雾大概 8 分钟。

　　不过，由于这些案例多采用手动和 AB 模式，总体效率可能会低于深圳龙岗案例。

　　由于一线作业中比较常见的是二人、三人一组的作业模式（一人负责飞无人机、一人负责地勤，还有一人人力），加之无人机实现立体喷洒，因此，和单纯的人力消杀相比，无人机作业空间范围不仅更大，效率也明显提高。

湖北石首某植保队志愿者正在给 T16 装载配比好的消毒液。

　　尽管在广场、公共空地等空旷区域，每架 T20 搭载一个容纳 15 升消毒水的药箱，可以在 5 分钟内喷洒 3 亩地。但是，在诸如商业小区、廉租房、安置房等人员密集但缺乏常规物业管理的区域，不少情况下仍需要手动完成无死角消杀操作，为消杀工作提供了挑战。

　　旧式楼房盘丝错结的电线、随机生长的大树，双手操作避障成了飞手技能的重要考验。如果环境过于复杂，有的团队干脆弃用无人机，回归人力。如果还要进入楼层内部消杀，就只能背上二十多斤装满消毒液的桶，全程人工。

　　至于成本方面，据一线飞手介绍，如果按照以往惯例，一台无人机服务一天的费用大概是 1000 元，服务台数越多，价格更高。因此，以公共道路消杀为例，成本仍会高于传统成熟的作业方式，比如车辆消杀。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有偿服务的案例。　　

 志愿者室内消杀前的准备工作。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面对如火如荼的志愿者消杀服务，有政府部门仍然选择观望。一些在地方颇有名气的无人机代理商、植保队志愿者也吃到了闭门羹。

　　无人机的安全优势在于可以设定自动飞行，人不需要跟着机器走，大大降低作业风险。不过，仍然有声音表示担心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会给民众的呼吸道带来风险，而且植保机的桨叶也不是闹着玩的。

　　另一方面，疫情的传播规律决定了需要消杀服务领域，多为人群密集的区域，这些区域并不天生适合植保机作业。如果大力提倡，流动性的作业人员也可能给当下疫情的防控带来隐患。

　　也有人怀疑空中消杀的有效性。农业消杀的结果可以检测，但是，谁能检测新冠病毒消杀效果呢？而且，无人机比较消耗消毒液，消毒液会飘在墙壁上，有风也会飘移，人工就会更精准一些。这在医疗物资极度紧俏的当下，特别是重灾区，也会是一个问题。

　　2. 「灯下黑」的热血「疆军」

　　从大年初五开始，赵国和他的植保机志愿者团队已经连续十多天奔波在消杀第一线了。一身雨衣，一双普通雨鞋，一双家用橡胶手套，一顶大疆标配渔夫帽，没有护目镜，这就是赵国从事消杀工作的全部行头，唯一比较贵的就是那张 N95 口罩。

　　石首市距离武汉约 300 公里，就在武汉决定封城的当天，石首一家医院也发现了 3 例疑似病例。

　　大年初二，赵国在微信群里和合作社的飞手们开了一个会，他想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免费提供无人机消杀服务。

　　「一方面，是个人想求个上进，为社会做点什么，另一方面，也希望宣传无人机，给合作社树立品牌。」赵国对机器之心说。尽管石首市每个乡镇基本上都有 3 到 10 台植保机，但与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突破 68% 相比，还远远不够。

　　此时，距离石首 400 公里的恩施，植保队的冉洲也有了相同的想法。冉洲和赵国年龄相仿，都是 36、7 岁左右，团队成员也多为 30 多岁。「植保队年轻人比较多，在这个时间有热情，想积极做一些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谢阗地告诉机器之心。

　　「我们团队就五六个人，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冉洲说。不过，在赵国的微信群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人响应，有人沉默，「没人公开反对」赵国笑着说。

　　沉默是出于对疫情的恐惧，大家心里都明白，包括赵国和冉洲。赵国的老大已经上初中，还有一个两岁的二宝。家人很反对的理由也都差不多，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怎么也要为孩子考虑。

　　但尽管如此，在一支拥有 48 台无人机、近 50 位飞手的大型植保队里，无偿消杀服务的志愿者阵容最终敲定：十多台 T16 投入战疫，核心成员 8 到 10 人。

赵国所在植保专业合作社年会合影，规模在飞手圈子里已经算是比较大了。

　　「我必须带个头儿。」赵国说，「往大点说，医生、警察、社区工作者谁不是顶在前线，不都是家里顶梁柱？」

　　队伍成立后，赵国立刻与市防疫指挥中心取得联系。由于植保队规模大，在当地也比较有名气，不久，十几家单位、小区纷纷主动联系消杀工作。

　　和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不同，赵国们接到的需求往往比较粗颗粒，没有具体的要求（比如楼顶喷还是不喷），志愿者们也根据惯例经验进行操作。

赵国团队的 T16 正在停车场作业。

　　农村没有高楼大厦，很容易飞，即使村民自己盖的三层楼，也就九米六，植保机也就飞十几米高度。空地也就飞行五六米，比农业作业高度高出两三米。无人机自带下压风场，控制药液落地方向。为了防飘，赵国还将药液调至每秒 1.5 升，保证大颗粒不易被自然风吹走。

　　遇到老旧小区和隔离酒店，基本上就没办法飞了。喷药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贵重的无人机避开纠结的电线、不规律的树木和电线杆。这也是为什么冉洲和赵国都会选择经验相对丰富的老手坐镇。

　　据赵国介绍，通常他们会带两台 T16 作业，一台备用。T16 一次装载 16 升消毒液，飞行一次消杀面积大约为 5 亩。一天基本上可完成 20 亩（1 万 5 平米）左右的消杀面积，相当于两个住户约为二三百的小区。

　　和冉洲每组仅有两人作业（一人负责飞无人机，一人负责地勤）不同，赵国的团队每组还能多出一人作为机动，在公共区域太大的时候，以人力的方式配合无人机消杀，有时，还会排上雾炮机和电喷。

多管齐下的一线消杀。

　　不过，和大疆志愿者服务团队仅负责户外公共区域不同，这些地方的植保队还负责楼道内部楼梯、电梯甚至室内房间的消杀。

　　赵国曾经负责一家隔离酒店，十层楼高，大约上百个房间。他们的队员只能背着几十斤中的桶，人工完成办公室、走道、房间、卫生间的消杀工作。而在武汉，一个千户以上的商业住宅小区的第三方消杀服务收费（仅包括室内）已经接近 1 万元。

　　无论是冉洲还是赵国，他们都知道消杀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项需要常态化的服务。尽管政府也为此开通绿色通道，但仅靠目前的人力仍然难以应对新增的案例需求。

　　赵国说，新增的需求，我们不会都接，需要考虑了，现在还是要首先确保服务过的小区的后续消杀。

　　3. 「疆军」身后，「我们尽其所能」

　　「有一个小区有确诊病人，我们也去过了。」每次完成消杀任务回家，赵国就要洗一个六十多度的热水澡。冉洲也要反复消毒几次，才敢进入家门。然而，随着一次次无偿服务的结束，这些「疆军」们最初仅凭个人积累的防护物资也消耗殆尽。

　　冉洲说，除了所有的防护与成本支出都由志愿者自己承担，他们甚至一度为消杀单位免费提供消毒液。最初，他们还有游泳镜和防护服，消耗完之后，他们穿起了普通雨衣，渔夫帽换成了遮阳草帽，N95 换成了一次性口罩。

　　但是现在，就连普通雨衣、草帽、口罩都没了，「弹尽粮绝」的冉洲团队不得不暂停消杀服务。

　　「现在酒精、84 消毒液、一次性口罩都被国家管控了，也买不到了。」赵国叹气道，「不过，大疆的支援快到了。」这些飞手们正急切盼望着防护物资的到来。

　　2 月 3 日，大疆科技发起了「疆军战疫」项目，拿出 1000 万补贴支持这些一线飞手们。支持内容包括为每位飞手提供防护装备，每帮助一个村庄（社区）完成 100 亩的杀消作业，可获得 250 元的补贴。另外，还有针对任务期间无人机故障和配件问题的补贴。

　　谢阗地坦言，现在防护物资不好筹集，大疆已经给出去不少，也在排队，尽其所能。事实上，2 月 8 日深圳龙岗工业区的那次消杀作业，大疆志愿者也只有五套防护服，其他志愿者只能身着一次性雨衣。

2 月 8 日的作业中，大疆志愿者身也只有五套防护服，其他志愿者只能身着一次性雨衣。

　　在赵国看来，补贴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疫情的扩散从根本上限制了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消杀服务。

　　而对于冉洲这样的小规模团队来说，每次作业已经占据两个人的所有精力，没有更多的人手来做诸如拍片、整理文档、提交文档的补贴申请工作，「我们没有打算申请这些补贴。」冉洲说。

　　如今，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全国累计消杀作业面积已超 6 亿平方米，服务超过千座村落。一场场空中消杀的战疫中，正面战场更多集中在了农村，而不是诸如一、二线这样的大城市。

　　没有高楼耸立的限制，在人稀地广的田间山道，他们战斗在河南宝丰、四川崇州、山东莘县、山东曲阜，战斗在湖北石首、恩施、河北武邑、湖南常德等地。

　　与一线战疫「逆行者」一道，他们也将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