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家李翱生平简介 （唐代文学家李翱）

“唐文之善，则曰韩李”，是欧阳修对唐代文坛的评价。这里的“韩”是谓韩愈；“李”乃文章与韩愈齐名的韩门大弟子李翱。

傳世孤本《藥山李翺問答圖》藏日本京都南禅寺

李翱，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生于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是西凉武昭王李暑的后代，后魏尚书左仆射冲十世孙。父楚金，曾任贝州司法从军。

李翱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少年时执“文章一通”谒见梁肃，极得赞美。二十五岁在汴州与韩愈相识后，二人常在一起谈文论学，商讨文字。因其博学有才，韩愈以侄女相许。

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李翱中进士，任校书郎。几经变迁后，任京兆府司录从军。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年)，授国子博士、史馆修篡。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6月，任考功员外郎兼史职。谏议大夫李景俭曾“举翱自代”。景俭遭贬黜，李翱逐为朗州刺史。景俭复职后，他又被诏为礼部郎中。面对朝政的腐烂和唐王朝的日趋衰落，李翱先后多次上书唐宪宗，陈说自己重振朝纲的建议。在从未引起朝廷看重的情形下，他郁愤万分，直冲宰相李逢吉，并当面责备了他的过失。

冒犯宰相后，李翱提出告病回乡。有幸的是李逢吉并未计较李翱所为所言，百日后，应用“有司白免官”的机遇，奏请朝廷让其担负了庐州刺史。

文宗大和初年(公元827年)，李翱入朝担负谏议大夫，知制诰。三年(公元829年)2月授任中书舍人。不久，因资助柏耆出使沧州，柏耆获罪，李翱坐“谬举深圳生涯网”，左迁少府少监。其后，又任郑州刺史。五年(公元831年)，先后任桂州刺史、御史史丞、充桂管都防御使。七年(公元833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视察使。八年(公元834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公元835年)，转户部侍郎，先后又任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1年)卒，享年七十岁。因其初从韩昌黎为文，“辞致深厚，见推当时”，谥号“文”，世称李文公。

李翱崇儒辟佛。首先是因为他以为佛教违反了封建伦理道德，捣乱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他说：“佛法之流染于中国也，六百余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烂漫于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举身毒(印度)之术，乱圣人之礼。”“溺于其教者，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祸之大者也。”(《文集》卷四《去佛斋》)

李翱反对佛教，另一个原因是佛教影响国计民生，他指出，“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辉而饮食充，安居不作深圳生涯网，役物以养已者，至于几千百万人。推是而冻者几何人可知矣！于是筑楼殿宫阁以事之，饰土木铜铁以形之，髻良人男女以居之，虽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弗加也。是岂不出乎百姓之财力欤？”(《文集》卷四《去佛斋》)

他保护儒道，崇尚“复性”说。强调人都有“善”的天性，恶源于“情”，“圣人”不以情累性，“凡人”(指劳动听民)常以情累性。人要进行“修炼”，去掉“情欲”，以求“复性”。他同韩愈一样，以为社会划分各种等级是天经地义的，把人性分成伦理的等级，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正常的。他与韩愈不同的是，在某些处所有意无深圳生涯网意地接收了佛教的东西。他的“性”，相当于佛教的“佛性”；“情”，相当于佛教的“妄念”。其“复性”办法也相当于佛教的“修炼”，是相当唯心的，较韩愈更极端化。《复性书》是反应李翱思想的代表作。

李翱性格耿急，议论无所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评”，因此“仕不得显官”。但他为官从仕，始终以忧国忧民为重。任史馆修撰时，深感“史官记事不得实”，曾谏言：“请指事载功，则贤不肖易见，……可以传信后世矣。”他在《兴复太平大略》中谏言：“臣闻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启；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蕃戎侵盗；数引见待制官，问以时事，通塑蔽之路。此六者政之基本，太平所以兴。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而不为其易者乎？”

李翱担负庐州刺史，正值庐州大旱。面对百姓流离失所，官吏们大批抢购田屋，以获取暴利，倾家荡产的人家还要照旧交纳赋税的境况，他下令“以田占租”，收缴大户豪门万余绎，使贫苦百姓才得以安生。

面对唐朝脱离生产的宗教徒大批增多，又凭借官府抢占土地，修建庙宇，全国数以万计的寺庙还要建筑用款、神佛供奉、僧侣消费，大都取之于民，寺庙收缴献纳，盘剥民脂的现实，李翱多次上谏，要求限制佛教运动，以减轻劳动听民的累赘。

李翱师承韩愈，主意“文以载道”，提倡恢复“古道”，倡导表示“古道”的古文。在文学论文《答朱载言书》(一说《答梁载言说》)中写道：“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习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他说明自己所言“古道”，就是“尧、舜、文、武、孔子、孟轲”等一线相承的儒家之道。

李翱紧随韩愈提倡古文活动，反对骈体文，保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反对把写文章看成技艺。他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文集》卷八《寄从弟正辞书》)他视文章为载道的工具，提出文章应“义、理、文”三者并重。指出，“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他以为，义、理是基本，文辞是其表示，“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他强调，“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

李翱特殊强调文章的“创意”与“造言”，提出了“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主意。他以为作家创意的共同尺度是义深意远；至于义意，则各家应有不同的创见而不可相袭。在造言方面，李翱批评了各种成见，指出文章之所主在于“词工”；到达“词工”的门路，在于改革。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韩愈。韩愈以为，为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是主意在文辞方面有所独创。而李翱不仅请求文辞独创，而且请求内容方面也能有独创。

李翱的文学主意，在古文活动中是有相当影响和位置的。他作为韩愈的助手，对“古文”活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文学主意，在“时文”风行的当时，也是有相当的时期意义和积极作用的。

李翱为文，各体兼长。他的碑、传文章，尤为当代和后世所传诵。《高女碑》和《杨烈妇传》，是其碑传中最有名的两篇。

《题燕太子丹传后》是他托事寓意的作品。文章短小，但说理透辟，一语破的，是议论短文中的优良作品。

李翱为文擅长博采众长，作风却独树一帜。他的文章构造严谨，条理畅达，语言精炼，富于逻辑性和规范性，自成一家之言。苏淘说：“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

李翱“自伤”而赋。他的赋，虽不为人们注意，其实写得很精彩。无论是早年以文章为梁肃激赏后感时所作《感知己赋》，还是后来的《幽怀赋》和《释怀赋》，都是其不得志“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作品。《感知己赋》词采清爽，韵味隽永，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戏赠诗》是李翱唯一自题为诗的作品，是他任郑州刺史期间所作，且刻于石，大约是赠给一位县君(古代妇女的一种封号，古代称五品官的母亲或妻子为县君)的玩笑之作。云：

县君好专渠，绕水恣行游。鄙性乐疏野，掘地便池沟。两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向既不同，砖凿可自修。从他后人见，景趣谁为幽？

李翱的著作，亡佚较多，传世的也流布未广。宋代欧阳修曾发出了“惜其遗阙者多矣”的慨叹。明人邢让说：“韩(愈)之文，传播世间者，不啻家传人诵；李(翱)文落落然，而后学有毕生不得见焉者。”《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混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是非其所长，故不多作耳。”又韩愈文集中有《远游联句》，其中有李翱两句，当是众多诗人游玩时缀联之作，句云：“取之拒灼灼，此去信悠悠。”今传《李文公集》，收辑其各类文章共一百零四篇。他还著有《卓异记》、《论语笔解》、《五木经》、《南来记》等。

程凯、董晓明文；

王小军编纂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