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科学，而在科学中，我们发现了无尽的、一致的和持续的进步。研究工作不断进行，成果丰硕实用。此外，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日益广泛的系统中。因此，无论从实际情况还是可能性来看，似乎都没有缩小的地平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的科学也提供了答案，这使得理性主义的野心显得过于自信，而这些答案本身又让人认为人们必须重新定义他的传统理性观。这不可能，因为科学家也是人，所以他们不仅会帮助塑造集体心理，还会分享这种集体心理。宗教、社会形态、科学和艺术都是人赖以存在的模式；我们越了解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我们就越必须了解存在于这些地球上的存在所表达的所有风格之中或之后的统一。

最强科研天团最强的科研团队

科学——以及它自己的真实领域——也满足了人是有限的这一事实。这发生在科学本身，而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这使得这一发现更加可信和有意义。人类学，尤其是现代精神分析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人的长期历史建构，人的精神根源还是要伸展才能到达自己的原始土壤。然而，非理性事物的这些发现超出了理性本身的活动范围；它们是我们在生活中运用理性的顽固障碍，也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仍然希望通过更明智地运用理性来绕过的障碍。更具决定性的限制是那些在合理应用范围内的限制，并且已经暴露在更复杂的科学中，如物理和数学。而西方科学中最先进的物理学和数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悖论，也就是说已经发展到了理性本身孕育悖论的阶段。早在150多年前，哲学家康德就试图证明理性必然是有限的。然而，西方人的思想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者，只有当这样的结论被科学所决定时，才能期望它被人们认真地接受。本世纪，由于海森堡在物理学上的发现和哥德尔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了康德。

康德康德

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表明，我们认识和预测事物物理条件的能力具有本质的局限性，它也使我们模糊地看到了一个归根结底可能是非理性和混沌的自然——至少，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无法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发现标志着物理学家古老梦想的破灭。受纯粹理性偏见的启发，他们认为现实是可以完全彻底预测的。“拉普拉斯精灵”的形象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标志:拉普拉斯说，让我们想象一种生物，它知道宇宙中每个分子的位置和动量，以及支配这些分子运动的规律；这种生物还可以预测宇宙未来的所有状态。现在，物理学家不能再从事基于这样一种对隐藏神学的信仰的研究活动，而必须只在经验范围内做出预测。

从这些杂乱无章的历史线索中浮现出的是一个人自己的形象，他有一个新的、明显的轮廓，更赤裸但更可疑的外表。地平线的变窄等于他存在的剥蚀和暴露。现在，他必须在他整个视野的中心面对自己。现代文化的作品，只要是正宗的，都在进行这种剥蚀。回归本源；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归现实，抛弃现成的期待和空洞形——这些都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展现自己的一些口号。自然，这种剥蚀一定看起来像是破坏性的工作，像是“革命”甚至是“否定”:一个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成为问题的人，肯定会发现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关系也成了问题；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他也是这段历史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