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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路边野餐》剧照电影《路边野餐》剧照

1.

火车开了，往南走，白桦树一片一片地向后开，拱廊一片一片地向前开。高铁穿过半个中国，留下说粤语的乘客。睡了这么一夜，我下了床，坐在窗前。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我家乡的名字叫湛江，在中国地图的小角落里，和海南岛隔着一个浅浅的海湾。湛江，位于雷州半岛，据说有这个名字是因为经常打雷。雷州在古代是南蛮之地，海盗、土匪、游侠盛行。有人说赵岩是个豪爽的人，雷州是个硬汉。在古代，官员们不敢去那里，因为害怕不会回来。

很多人听说过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珠海，却没听说过湛江。即使他们听说过，他们的脑海里也充满了湖光岩、白奇基、黑社会和海南岛。除此之外，湛江还多次对走私、贩毒、台风等事情进行新闻报道，让大陆人认为这里是罪恶滋生的地方。

事实上，湛江已经多次出现在领导人的南巡讲话中。比如1960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湛江说:“北有青岛，南有湛江。”但是六十年过去了，青岛的发展已经把湛江甩在了后面。湛江本可以像改革开放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崛起，但却被一群贪官耽误了。上世纪90年代，湛江官场污秽不堪，当地治安一塌糊涂，大投资者根本不敢来。进入千禧年后，情况逐渐好转。

湛江方言混杂。广州白、湛江白、雷州话、客家话、普通话、电白遍布五县四区。五县(市)为徐闻县、濉溪县、连江市、武川市、雷州市，四区为赤坎、霞山、坡头、麻章。不同的区县说不同的方言，比如霞山、赤坎说湛江白、普通话。

当地主要有三大语系:一是湛江市区白话，偏广州白；一种是湛江本地白话，偏雷州话；另一种是连江方言，也叫客家话科的“雅话”。在外省人眼里，广州话、湛江话、廉价话、雷州话、吴川话等。，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但是在局部，这些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你说雷州话是白话，别人会给你一个白眼。

比如广州人说“我不知道”，就会说“我不知道”，“嗯”(m)有否定的意思。但是持有湛江白的人更习惯“亩”。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广州的口语成语“哎呦”，湛江也用这个成语。

雷州话和广州话差距较大。雷州话以雷城话为主，雷城话从属于闽南话。雷州人叫你说ru，而广州人说你这类似于音nei。

我爷爷是雷州人。湖广镇有一个蔡屋村，我爷爷就住在那里。在我父亲那一代，他们赶上了城市化的浪潮，所以他们在赤坎区买了房子，在城市和农村都跑，所以我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的认同感很低，感觉不像雷州人。我妈妈也能分辨不同种类的野菜。我来这里的时候，总是去超市、商场或者食堂买东西。

我的雷州方言说得不太好，也很少回农村。我妈催我每隔一段时间回去看看亲戚，怕我忘了根。小时候不知道规矩。当我看到我的亲戚都是牧牧人时，有时气氛会很僵硬。后来看到亲戚多了，基本就知道他们问什么了。有一次，我的亲戚来我家。我的丈夫和妻子，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有一个明亮的额头，浓眉和像粽子一样的身材。他的爱人留着卷发，浓妆，穿着黑色衣服，说话像机关枪。他们一进门就给我妈塞了个红包，然后热情地跟我说“我更高更瘦”之类的话。当他们知道我在文理学院读书时，他们说:“文学，文学不错，将来教书或者当公务员都很有前途！”

湛江这个名字很容易被误解，以为当地真的有一条河叫湛江。事实上，湛江曾经被称为“广州湾”，这个名字从清朝一直延续到法国殖民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想在广州湾建一座城市。当时任命吴川县县长李为广州湾市政筹建处主任，负责命名工作。他知道当地曾被命名为“神川县”，于是也效仿，将广州湾改名为“神川市”。过了几天，政府觉得湛江靠海，海就是天。城市的名字要体现水的特点，所以把木字旁边的字改成了水的三分，就是今天看到的“湛江”。

2.

小时候爸爸带我去老城区，告诉我哪些地方曾经是汪洋大海，哪些地方历史悠久。改革开放后，市政府通过填海等方式扩建湛江市。现在，如果你去赤坎或霞山市中心，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彩色LED屏幕、酒吧、电影院和后殖民建筑。但也许相隔不远，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观，小平房，未完工的建筑，棕榈树和许多按摩店，看起来都很古老。

外地人来湛江喜欢去湖光岩。它是一个以马儿火山地质特征为主体的生态公园。它在全国都很有名，但是当地的孩子厌倦了去那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每一次郊游，当他们想不出好去处的时候，就会去湖光岩。学生抱怨:“你又去湖光岩多少次了？换吧！”

湛江不缺碧水蓝天，所以人们不会对湖光岩这样的景点大惊小怪。如果有人想放松一下，呼吸新鲜的空空气，可以去湛江。每天早上，当天空布满云朵时，游客沿着城市两侧雕刻的白石护栏行走，可以看到美人蕉、瓶椰、金榕、棕榈、紫薇、剑兰等亚热带植物。如果你去金沙湾，你可以抓螃蟹，看夕阳浸泡。在湛江，蓝色和绿色是最常见的，所以作家冰心去湛江游玩时，曾说:“严冬从北京出发，我们突然来到湛江，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绿色，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将我们包裹起来。”

城市总是伴随着湿热的雨水，春夏秋冬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有时从早到晚下雨，有时十分钟后雨就停了。撑着伞走着，涉水走过一个水坑，沿街小贩正在叫卖，绿豆冰沙、甲鱼酱、米卷、芝麻酱。足球场上，光着膀子，黑皮肤的男生躲在桥下避雨，上半身的两个黑疙瘩特别显眼。在我的母校，一座桥连接着足球场和学校的教学楼区。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下来踢足球。

在湛江，抬头望去，一条长长的淡蓝色的河流悬挂在头顶。无边无际，追不到源头，只是在港湾的另一边模糊地消失了。是海神的透明袖袋，雾蒙蒙的，点缀着彩云。栖息在这条河里的不是鱼，而是形状各异的柔软的白云，悠闲的海鸟。清澈的河水，让他们无处可逃，顺着河水流淌，云层也在有条不紊地移动。临近黄昏，夕阳西下，一条红色的小溪在河中绽放，染红了河里的生物。人们看到云害羞而脸红地摇曳着，伴随着暖风的节奏，直到夜幕降临，音乐终于消失。这时，城市里的人大多都累了，于是无数的星星漂浮在漆黑的河水里。

雨季的时候，天上的大河流会泛滥。满满的雨滴，轻轻落下，落在东岛银白的长滩上，落在湖光岩的秀美山岗上，落在老街小巷的古色古香的拱廊上，落在法国建筑褪色的墙壁上，落在次日楼道的碧波里，落在撑起的雨伞上，落在沧桑的岁月里。清新的雨香弥漫在蓝色小镇的每一寸地方。

湛江有很多水，大雨可以持续很多天。如果赶上台风天，真的是“路上行人欲失魂”。据统计，在建国以来登陆广东省的最强台风中，湛江在前6席中占据了4席。其中，湛江人民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的萨利事件，那次事件造成256人死亡，2.3万人受伤。整个城市被关闭，关闭，停课，供水和交通瘫痪。那年台风登陆，我爸妈呆在暗室里，连续好几天不能出门。有了莎莉的历史，后来的“彩虹”和“山竹”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湛江建在海边。当地人从小就和水打交道，盛产“浪中白条”。我父亲以前住在渔船上，和船主一起去钓鱼。摇摇晃晃的船板上空满是潮湿的水汽和鱼腥味，抓到的鱼毫无力气地在网里拍打。当我父亲回到陆地时，他偶尔会提到在水上的日子。当他到达时，他将在海边散步。他喜欢在海边玩“水上漂浮”。简单来说，他从沙滩上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扔向大海，看它能反弹多少次。父亲是玩这个游戏的高手。他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一次弹跳五六次，吸引孩子驻足观看。

与我父亲相比，我母亲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她从小在地里种庄稼，在香蕉林里玩捉迷藏，长大后继续在农村当老师。当时教师的工资是36元一个月。农村地区教师短缺。七个老师负责六个班级。一个老师可以同时是语文和数学老师，而我妈妈也负责财务。

农村的教室是平房，晚上需要煤油灯。有一次，妈妈在批改作业，眼睛昏昏欲睡的时候，不小心把煤油灯撞倒了，差点着火。20世纪80年代的湛江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煤气，只好去井边打水。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小学的教师不得不每周抽出两个晚上免费给农村地区的文盲青年上课。我妈妈当了十多年的老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村人被允许进城，她才加入了进城的大军。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在城里，农村成了过节回去的地方。小时候，我和父母住在柏源路一个普通公寓的二楼，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那种有铁窗户和冷却器的建筑。不远处是新开发的碧桂园大厦。几年前，这栋楼还是一些老房子和一所小学。据说这所学校造成了人们的生活和糟糕的风水。但现在，它已经是商业广场旁边的黄金地段。和新楼相比，我家所在的小区显得寒酸。

这是一个小城市的缩影。理发店、按摩店、早餐店、茶馆、停车场，家家户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地方，经常是我妈下楼招呼别人，聊几分钟别人家的孩子，小区旁边的街巷基本都是熟人圈。有时候她去买东西，比如一盒牛奶一袋水果，忘记带现金，打个招呼就可以拿走。

我的童年是在这个社区度过的。初中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寄宿生，但是不习惯。后来，我换到了日制学校。每次回小区都想买碗豆腐花。豆腐花在我家门前路口附近的小吃摊上，卖的有米卷、船粥、烤牡蛎、绿豆糖浆、芝麻酱，还有豆腐花。

中学期间，每天晚上10点，我放学回来。经过小吃摊后，烟味会让我慢下来。但是当我伸出手摸摸裤兜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所以我还是回家吧。我没有多少闲钱。下次再来。在家里，棕红色的木桌上已经摆满了豆腐花。有烧烤和绿豆糖浆。

在广东，豆腐花是一种很常见的小吃，便宜又好吃。做豆腐花，必须先泡黄豆，然后打黄豆，滤渣，煮开，冷却后再“涮豆腐花”。不同类型的豆腐花有不同的材料和步骤。据说在香港，豆腐花可以和芝麻酱混合，外观像“太极”，所以被称为“太极豆腐花”。

但我吃的只是最普通的那种。手掌大小的碗，白花花的，滑溜溜的，闪着光。用勺子轻轻切下一块，一进嘴就化掉，把甜味留在舌尖。家乡吃的豆腐花太甜了，感觉世界上所有的豆腐花都是这样，不甜就不是豆腐花。直到我申请了天津的大学《西游记》，我才知道甜党和咸党的纷争。

我在天津吃的其实叫豆腐。刚开始我以为是北方人眼中的豆腐花，其实又甜又咸。后来被提醒后才意识到，虽然两种食材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豆腐的中间产物，但是豆腐脑嫩软，而豆腐花更光滑。然而，似乎古人并不那么清楚。清代人写的《趣食谱》说:“豆腐，以青黄黄豆，细磨清泉，生榨成浆，入锅煮之，软活者胜。不按，软了就是烂花，也叫脑残。”

在天津，豆腐脑一般区别于老豆腐，“豆腐脑是卤制的，老豆腐配酱油等素食。”“如果你想变胖，就开个豆腐房，整天用热豆腐填饱肚子。”豆腐脑似乎是天津的知名美食。一大早，雾就散到食堂去了，桌上还有一些常见的早餐，比如煎饼果子、豆浆油条、豆腐脑。

但是我更喜欢豆花。在广东生活了十七年，已经被南粤老家的味道宠坏了。现在回想家乡，不仅能看到清澈的蓝天，看到藏在石缝里的青绿色螃蟹，看到过道狭窄、人影稀疏的老街，还能看到路口旁边的小吃摊。墙壁必须是灰色、灰色、黄色和黄色的，服务员们来回走动，说着他们的母语，大意是:“不要急，不要急，马上就好。”人们围坐在马路上，现场一片嘈杂。有些人路过，但他们是马路对面的熟人。直到一大早，大排档休息时，在另一个路口，卖豆浆的小店开始冒热气。早上，湛江是豆浆、米卷、湖广牛奶、牛腩粉的天下。

3.

初中的时候，我在一个叫培才的私立学校读书。从家到学校需要二十分钟。如果摩托车男不怕死，他十分钟后就会到。在湛江，路上摩托车手一个接一个，皮货店里传来“外地媳妇本地郎”的笑声。在学校收拾东西的同学聊起“连江二郎强”，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节目，有一首同名歌曲。不仅自行车手喜欢，我们班的男生也喜欢。

那时我们喜欢谈论漂亮的女孩，尤其是充满激情的女孩。在广东，他们一般被嘲笑为“教婆”。《娇婆》的初衷，是想聊一聊更懂头发撒娇的女人。有句话叫“我怕生孩子，怕长好头发”。一般女生都不喜欢被别人叫“发娇”，但如果是亲密的朋友，开个玩笑也无妨。毕竟大家都喜欢绰号，比如四眼、鸡肠、胖子、炮王、焦佬、菜头，其中有很多和吃有关的绰号。

初中是比较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地血气方刚的学生还在和女生打架作弊。初中的时候，我比较安静。当时我个子矮，头发长，有点像《垂死挣扎求生》里的黄头发(但我没有染发)。在我们国家，我被称为“女人味”，也就是说，我生来就像个女孩。当时我没有读过任何关于性别观念的书。我只知道身边的男生看不起长得像女生的男生，我的想法也跟着他们。于是有一天，当一个女孩说我“像个女孩，不像个男人”的时候，我假装看着窗外，心里却苦不堪言。

中考之后，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都开始为高考发愁。我的高中是湛江一中，这里的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上面的人”和“下面上来的人”。“这是上面”是指在市区上初中的学生，“从下面上来”是指从偏远地区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学生。在偏远的县城，很多家长都不指望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有的学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我高中的一个同桌从下面走了过来。他给我讲了他的初中生活，旧的教学设施和混乱的社会秩序。有学生走在路上，被蛊惑的孩子殴打。说到上课，经常会有大量飞虫在学校大吵大闹，去食堂吃饭，可能还会遇到小群殴。在校学生大多不愿意学习，中考后成为社会青年。学校会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一两个班。这些人是学校的希望。

我经常问他的故事。虽然他们都来自湛江，但我们的生活却大不相同。市区的湛江稳定舒适，是一个普通的三线小镇，海阔天空，气候宜人，适合慢生活。但是，市区外的湛江就危险多了。网上流传的湛江黑帮轶事，大多是在偏远的县城，走私贩毒，半夜打架斗殴。《江湖儿女》中贾所描绘的黑社会场景，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少年凶险。尤其是90年代，粤西黑恶势力猖獗，大陆人来这里要小心。

从初中到高中，我喜欢两样东西。一个在踢足球，另一个在写作。我上中学的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也会去球场练球。有时候，如果没有球，我会踢塑料瓶，放两个有鞋子或包的小门，把塑料瓶踢进门，即使我得分了。

高中文科班分班，文科队踢不起足球。爱踢足球的人以外援的形式加入自己认识的理科班球队。我参加足球联赛已经两个赛季了，第一次帮助球队获得亚军，第二次获得冠军。我加入的第一支球队叫“城市管理”，第二季我们的球队叫“刚果”，和一个非洲国家同名。

高中联赛能举办，得益于一些有利的条件。当时学校领导正在响应上述号召，从事校园足球运动。学校里一些爱踢足球的同学提出和老师举办校园联赛的想法，一拍即合。但它真的有效。协调时间、场地和寻找所有球队的裁判需要很大的努力。做这种事是吃力不讨好的，就像场上的裁判一样，执法严格，两头得罪，执法不严，还有人说你没水平。

联赛开始后，赞助商成为第一届一中足协主席。每次他来到体育场，他都带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一个上班族。他对所有球队的“老板”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维护关系的好球员。作为主席，他看起来很平庸，但每个人都服从他。

一中的足球联赛非常简陋，存在临时裁判、因没有灯光导致天黑后场地黑暗、赛程与其他学校活动冲突等诸多问题。，但它给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大学假期回到母校，足球场依然是我和朋友们重逢的地方。我踏上球场，回想起放学后踢足球的三年。当时我们是从大三开始第15届的，刚到这里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被老派球员“支配”(占领场地)。后来老派球员毕业了，我们成了学长，认识了很多热爱踢球的“学长”。体育场热闹的时候，每个小门前都有人在玩。现在，当我们放假的时候，球场很冷清。那些老油条有的结了婚，有的离家很远，有的偶尔在湛江一中的球场或者其他体育场馆见面。朱师兄是他们中的老熟人了，我们好像每次踢足球都能见到他。据说他收集了一中著名球员的联系方式，我们笑称他为湛江市足协名誉主席。

4.

高中毕业后，一起踢球的机会少了，能不能在一起都是个问题。我踢球的习惯逐渐被抛弃，但写作却频繁。大学毕业后，我在业余时间通过写作赚钱。文章发表后，编辑会询问我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银行、地址和邮政编码。有一次，我在回复中输入了所有这些信息，但是当我写邮政编码时，我重写了它。

我第一次输入的号码是524000，其实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邮政编码。我在湛江一中读书的时候，经常写这个号。

高二那年，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部小说，希望通过比赛成名。有一天放学，我把稿子塞进信封，按要求填好地址和邮编，一本正经地走到校门外墨绿色的邮箱前，沉入大海。

投稿没有回复，只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偏远城市的普通学生，我的高中生活并没有青春电影渲染的那么叛逆和激烈。很多时候，无非就是学习、踢足球、看书、和同学聊天、放学后去报摊看杂志。高中经常看的杂志有《读书》《看世界》《足球周刊》《萌芽》《作文素材》《故事俱乐部》等。当时杂志之间有一个鄙视链，比如看《读书》的看不起《萌芽》，看《萌芽》的看不起《故事会》，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抄作文素材。班里女生爱看《萌芽》，有些男同学酸酸的。私底下都说京兆国和韩寒太神奇了。如果小说发表在《萌芽》上，他们应该改改嘴皮子，感谢编辑的好意。

经常借同学的杂志看，还有《明代物语》之类的书，口头上说是积累的写作范例。最终，真正派上用场的是伟大的作家布什·沃尔索德。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痴迷于文言文写作，所有的题目都是用文言文嵌入的。大体模式是主角(“我”)通过某种渠道(做梦或穿越)与古人交谈，最后突然意识到价值得到升华。以至于老师收到我的作文，调侃道，不要看了，是文言文。我技术浅薄。当时的风格其实是文学和白色的混合。新鲜度一过，分数就打折了。我的语文老师坐不住了。她建议我放弃文言文写作。第一，现场限时写文言文有风险；其次，白话文原则上要普及。

我没有和老师争论，接受了她的建议。那时，作文材料在班上很受欢迎，报摊上卖的成堆。当时议论文是主流，班里很少有人敢涉猎记叙文。那时候排比句特别旺，我都不会说了，就放了几个例子，做了很多排比。

我进入了议论文的海洋，但我更有原则，材料不想出彩。除此之外，我担心数学和英语，没有时间记住“高压”的名字，所以我成为班上第一个编造名言的人。

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至于虚构的标题，我揪着心说，班里没人比我声音大。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会说做吧。在第一次议论文月考中，我生下了让·雅克·弗朗西斯神父，一个被拿破仑崇敬的人，用他的嘴说出了我编造的东西。一开始，我用白银时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布斯瓦索德的话来表达我的内心。老师没有校对人名。看到我说的有道理，我给了一个很好的分数。为此，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点评了我的试卷，肯定了我让试卷更虚构的勇气，但呼吁同学们不要模仿。

高二之后，大家对成绩越来越重视。随着考试频率的增加，排名和进步的形式被张贴在教室里，这是无法避免的。那时候我会和几个同学比较成绩，有的在偷偷的互相竞争，有的明明就要来了。有个男同学经常在考试后跟我说:“程哥，我做不到。我这次考试考得很差。”结果，回答完之后，他又会笑了。第二天，老师会说:“XXX同学，这次你进步很大。”

也有一些一直成绩不错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单科中无法轻易算出来的问题。她会立刻理解他们。天赋一般但学习勤奋的学生会私下问他们。

当时班上还在墙上贴了一些鼓励学习的文字，比如“今天的汗水和明天的泪水选一个”“要戴皇冠，就要承受它的重量”。你面前是高考倒计时，数字一天比一天小。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可能都算是“苦中作乐”，和同学互相鼓励的话语，偶尔的小幻想，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压抑。为了高考成功，我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甚至是过去能考上的学校。我可能会把这些苦当作理所当然，用高考的成功驱散一切辛酸。可惜我没有做到。虽然我回答了答案后就答应了，但是我无法为高考分数的冰冷数字辩护，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无济于事。当然，我不是唯一一个。一些在我眼里对考试有把握的同学也高考落榜了。一些日夜奋斗的学生只进了三所学校。

高考的得失是高中三年的亮点，但不是全部。后来我想，如果因为高考而逃避那三年的记忆，这种“唯结果论”就无法让我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我所经历的所有瞬间。它是人类记忆的产物，记忆的价值不取决于所谓的结果。记忆没有结果。结果在你眼里只是网中的一个点。说起母校湛江一中，我说的是属于一个普通个体的记忆，而不是励志或者失败的故事。

毕业后，当你离开学校时，你会发现很难和以前的同学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可能是实习，也可能是兼职。况且人远，假期时间有限。找一个大家都舒服的时间不容易。所以后来遇到一起踢足球的校友或者同学，感觉很亲切，很了解对方，见面也很微笑，即使不说话，也很自然。

我喜欢张一苇写的一句话:“高三的密集面孔，明亮的眼睛，青春猝不及防，灼伤了她的脸。”是年轻猝不及防的感觉。它在青春期是强烈而蓬勃的，但当你进入大学，当青春期稍微褪去一点，这种感觉就会一步步消失。

那时候在中学，我们没有学过精致的妆容。我们在社交语言上漏洞百出。我们有时会斗嘴，有时会热情，很多话和感受我们都无法准确表达和理解。我们曾经以为一段感情会天长地久，但中间，对方为微不足道的冷战道歉。我们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互相鼓励，在电话中和课堂上分享我们的悲伤和快乐。

那些下午6点在校园里奔跑的身影，就像夏日的花朵，转瞬即逝，却已在记忆中生根发芽。以至于我北上的时候，在异乡的餐馆里听到陌生人说粤语，那些青春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TVB剧，无人看守的法租界建筑，一排排的茶餐厅和烧烤店，还有那里的树，空空气、泥土和河流。故乡，成为我体内流淌的另一种血液，就像阿多尼斯说的另一种光，是我面对内心黑暗和外在黑暗时照亮我的光。

所以我走在回到高中的路上。那一天，雨刚停，路边就有流水，躲在弯弯曲曲的石墙小裂缝里，浸泡着软软的蜗牛和蚯蚓。我看了看足球场，然后抬头看了看教学楼的高度。此时此刻，教室里大概还有学生在默默沉思，还是在不停地写？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天空，看着云彩，看着我走过的路，等着钟声响起，看着密集的青春脸庞从我身边经过。

记得那天，朋友叫我去赤坎球场打五人场。我把翁布里亚球鞋忘在北京的合租屋了，只好重新穿上高中的球鞋去体育场。当我到达体育场时，我遇到了一个以前踢足球的朋友。他还是没变。然而，在我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后，我们沉默了很久。当我下意识的用普通话交流，而他还习惯用粤语和我不认识的人聊天时，虽然我们很近，却很远。无法跨越的距离，是我与过去的距离，看得见，摸不着，迷失在记忆的蓝色角落。王小妮写过一首诗:“所有人都在这里，只有你想要的不在那里。”那天，我躺在草地上，久久地看着空空旷的天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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