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增殖(增值资产有哪些)

《资本论》写于19世纪50-60年代，正是英国各种瘟疫频繁爆发的时期。马克思引用了英国枢密院卫生官约翰·西蒙博士在《资本论》中编辑的大量公共卫生报告。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作时间、工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对工人的压抑、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疫情瘟疫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原因。重读《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跨越百年，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矛盾的体现和爆发。

周期性流行的瘟疫杀死了无产者。

虽然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伴而生的各种传染病引起的瘟疫，已经成为英国反复出现的流行病。“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张和‘美化’，灾难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从1847年到1864年，仅仅因为害怕对‘上层阶级’毫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颁布了不下十条卫生警察法令。”(《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页)公共卫生报告是法令之一《1858年公共卫生法》的成果之一。《公共卫生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历年瘟疫的爆发，还全面再现了瘟疫疫情如何与资本主义剥削叠加，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对城市工人、农业工人等无产者造成致命伤害。这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克扣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工作环境所造成的营养不良、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差，是瘟疫在工人中流行的三个直接原因。

一是营养不良。“棉纺织工人消耗的营养物质的量由于贫困而被压低到很差的水平”(同书，第754页)，导致工人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人“住在最便宜的住房区；是卫生警察工作最没成效、排水沟最差、交通最差、环境最脏、供水最不充分、最不干净的地区。”“这些灾难加在一起是对生命的可怕威胁”(同上，第757页)，为伤寒的传播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二是生活条件紧张。马克思引用一位发热医院医生的话说:“伤寒之所以持续存在和传播，是因为人们居住在拥挤肮脏的房子里。工人的永久住宅在小街小巷和庭院里。从光线、空煤气、空房间、清洁度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不完美、不卫生的真实例子，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同上，第762页)第三，工作环境差，死亡率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方越多的人一起在室内工作谋生，该地区肺部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就越高。”(《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

遭受经济和公共卫生双重危机的工人的命运是如此悲惨，以至于成为人类瘟疫史上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在18世纪第一个医学黄金时代之后的19世纪早中期，英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大城市的死亡率实际上增加了。正是因为资本家在工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等方面对工人苛刻。劳动者面对瘟疫几乎毫无抵抗力，只能完全依靠身体与病毒殊死搏斗，生命完全听天由命。这种“身体免疫”的方式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在公共健康危机面前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弊端，而不是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资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

“公共卫生报告”揭示了鼠疫疫情与工人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营养状况之间的必然关系。但没有也不可能触及鼠疫周期性流行的社会制度原因，因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在引用《公共卫生报告》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和真知灼见。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目的是资本的增殖，即使对资本家来说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是资本增殖的无情工具。为了资本增殖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可能通过压榨“可变资本”，即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作时间，从工人劳动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通过节约“不变资本”，即扣除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减少资本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产生于赚取更多的利润和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间。换句话说，资本家既不愿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动力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些都背离了资本的逐利本性。

在“不变资本”的节约上，马克思揭示了公共卫生危机的一个必然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根据它的矛盾和对立的性质，也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抑工人的生活条件，看作是使用不变资本的节约，因而也是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在“可变资本”的增殖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对工人健康的漠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除非社会强迫它关心。人们对体力和智力的下降，过早的死亡，过劳的折磨义愤填膺，但资本回答: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幸福(利润)，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然而，总的来说，这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成为每个资本家的外在强制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311—312页)

资本增殖第一，自利第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我们要不断扩大自己，所以要以获取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剩余价值为第一原则，把其他任何可能阻碍这个目标和原则实现的人和事，比如采取积极的防疫政策，实行隔离，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等。，处于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即使瘟疫的疫情将被平等对待，资产阶级本身也将面临被传染的高度危险。即使瘟疫的危害会导致劳动者的死亡和伤残，使他们失去大量廉价劳动力，即使各种瘟疫会成为周期性复发、不时流行威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慢性病，也无法阻止资本无休止的自我增殖本性。

资本主义公共卫生体系应对危机的局限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防止鼠疫周期性流行转化为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不仅存在犹豫、观望和算计等问题，而且在动员社会力量(主要是医生)抗击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还存在难以投入全部力量和有效整合资源等制约和障碍。

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医生和他们所代表的医疗卫生行业，只是资本主义用来维持工人劳动能力的工具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和维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或者只是保持劳动能力”，所以无论如何，“医生的服务属于生产的非生产成本，可以算作劳动能力的修复成本。”(《剩余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页)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医生价值最准确的描述:一方面，他们有巨大的价值，他们要维护劳动者的健康，维护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价值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资本家因为付给他们的报酬而不能继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本着节约资本，“要尽可能把这个非生产成本降到最低，尽可能便宜”。(同上，第168页)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特别是当经济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重叠，劳动者特别需要医疗卫生服务来维持其劳动能力甚至保证其生存机会时，医疗卫生费用往往首先被牺牲，因为就资本家而言，资本增殖与医疗卫生服务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就劳动者而言，也存在着吃饭与看病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消费和以前一样多的价值，他们就会少买医生、教师等等的服务。如果他们不得不继续像以前一样在医生和老师身上花那么多钱，他们就不得不减少其他物品的消费。”(同上，第159页)

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普遍积累不可避免地再生出大规模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处于缺衣少食、居无定所、流动性大的状态，容易受到各种瘟疫的蔓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一定会优先考虑资本增殖。他们不仅会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手段、工作环境、公共卫生条件等方面推三阻四，甚至当公共卫生危机之火“烧”到自家后院时，也不会真正重视医疗卫生的专业性和职业价值，难以整合和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拯救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尽管瘟疫是全人类的大敌，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预防和应对瘟疫蔓延上摇摆不定，贻误了防治的最佳时机，充分暴露了其优先考虑资本而非人民生命健康的本性。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状况已经今非昔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的危险处境，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的熟悉。

正如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的那样，真正的进步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克服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依靠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动员和整合更多的资源来阻断瘟疫，才能真正克服公共卫生危机，带领人民走出瘟疫周期性流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