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至3月2日，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续会（第一阶段会议于2021年2月召开）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作为世界环境问题的最高级别决策机制，此次大会重点关注塑料污染、绿色回收和化学废弃物管理等命题。

会议讨论制定了首个应对塑料危机的全球协定，并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止塑料污染决议（草案）》。

决议指出，要建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到2024年达成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涉及塑料制品生产、设计、回收和处理等整个生命周期。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安德森表示，这是自2015年《巴黎协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多边协议，能称得上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当前，塑料污染已经成为仅次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焦点问题。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报告显示，195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累计生产约92亿吨塑料，其中塑料回收利用率不足10%，约有70亿吨成为塑料垃圾，预计到2040年，全球每年将有约7.1亿吨塑料垃圾被遗弃到自然环境中，在海洋垃圾中，塑料占比高达80%。

尽管环保组织们对塑料的好评日益下滑，但不得不承认，在塑料问世的百余年里，凭借质量轻、稳定性好、可塑性强等一系列优点为工业进步创造了巨大贡献，多名科学家因它获得过诺贝尔奖，廉价耐用的特质也给人们的生活带去了诸多便利。

但另一方面，令人诟病的缺陷也在于它很难自然降解。

作为从石油或煤炭中提取的化学产品，废旧塑料袋埋在地下200年都不会腐烂，残留在土壤中会破坏通透性，使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同时还会污染地下水，如果动物误食，甚至可能导致自身消化道梗阻而死亡。

选择焚烧更加不是良方，塑料含氯，受热后会产生大量如二噁英、多氯联苯等有毒致癌物质，引发呼吸系统的疾病，若孕妇在含有一定量二噁英的环境下生活，严重可能引发流产或胎儿畸形风险。　

到底该拿塑料怎么办，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由于白色污染中有59％来自包装和农膜塑料制品，而中国既是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塑料危机一直是国内环境治理的重头戏，回顾我国关于限塑政策的发布，可以看到明显的加码。

1999年1月，国家经贸委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规定2000年底前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的文件，是我国首个限制塑料制品使用的政策。

200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正式开启了我国的“限塑1.0”时代。

多年来，正规商超中的塑料购物袋的使用量肉眼可见的减少，尽管购物袋售价只有几毛钱，但从无偿到有偿的变化，让人们的观念有了关键性的扭转。

但伴随快递、外卖等新业态的出现，各类塑料包装增量使初版“限塑令”的施行效果远低预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2018年的十年间，塑料制品年产量持续正增长，尽管增速放缓，但塑料制品累计增长量依旧在2014年突破了7000万吨。

2020年1月，升级版“限塑令”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出了系列政策措施，明确将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快递塑料包装等纳入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范围，并建立形成治理塑料污染的长效机制。同年7月，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压实责任。

这一加强版的限塑令对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全过程环节进行了规定，地域也从省会大城市开始，再到地市级、县级、农贸市场渐进贯彻，尤其是有机结合禁止、限制、替代三方面，对塑料制品污染问题做了系统化管理，不只是禁和限，还考虑到替代品，强调可循环再生利用等先进技术，更具实操可行性。

2021年7月，发改委出台《“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要求科学合理推进塑料源头减量，严格禁止生产超薄农用地膜、含塑料微珠日化产品等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产品，鼓励公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深入评估各类塑料替代品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影响。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广可降解塑料，健全标准体系，提升检验检测能力，规范应用和处置。

可以说，每一次重磅政策驱动都会增加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华安证券预测，到2025年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可达238万吨，市场规模477亿元；到2030年，预计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可到428万吨，市场规模855亿元，发挥空间巨大。

此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历史性的推出“全球限塑令”，无疑也将加速材料市场的技术迭代，对做塑料替代产品的研发制造公司来说，是值得期待的利好，广阔的市场轮廓将被描摹得越来越清晰。